特约记者左瑞报道 没有哪家青训机构不跟球员签培训协议的，他“从来不签、签也白搭”；没听说有基层教练会跟家长讲“我就靠你们养活了”，他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；没有哪支西南球队千里迢迢到北方赛区参加中青赛预赛，只有他带的重庆凤鸣山中学是个例外……

但他不承认自己的为人行事异于常人，“非要说我这人有点个性的话，顶多也就是做事情比较执着。”从昔日顶级联赛的主力前锋，到如今藏身校园的亚足联A级教练，不变的光头，发胖的身躯，51岁的常辉认为“随遇而安”才是自己人生的标签。

崛起在重庆森林

从16岁离开大连少年队，他先后在北京、深圳、昆明、重庆、新加坡、东莞等城市漂泊，早期也曾回到家乡，为大连顺发短暂效力过一个赛季。云南红塔是他待得最久、进球最多的俱乐部，重庆力帆则是其职业生涯唯一两次加盟的球会。“我踢球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进过国家队，尽管我也明白，那是因为我能力还差一截。”他感叹道，“这辈子除了踢足球什么都不会，所以没事干的时候就只能闲着玩。”

常辉的执教经历始于云南，在玉溪、曲靖、昆明等地的校园球场上耕耘了数年，直到有了第二段婚姻，才决定到重庆媳妇的家乡定居。在这个庞大却不陌生的城市里，他越来越喜欢“重庆人的生活状态和耿直脾气”。

随着儿子在2010年出生，他为了养家重操旧业，妻子则从事少儿舞蹈培训。刚开始他几乎一年一个区，分别在渝中、南岸、合川执教过两所中学和一所大学的校队。之后他的旭洋足球俱乐部和高滩岩小学建立了4年的合作关系。更长的训练周期结出了更大的成果，2018年该校为沙坪坝区赢得历史上第一个小学组全市冠军。

据重庆足球圈人士介绍，当地校园足球的总体氛围、参训规模、赛事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，足球培训机构多如牛毛、各显神通。不事张扬的常辉能在青训市场立足并不容易，要想从各种足球流派和传统名校中脱颖而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目前，常辉的的课后服务对象只有人民小学、凤鸣山中学，但前者已收获4项区级赛事冠军，后者更是从同区的南开、一中、七中等强手中突围，去年还一举夺得首届中青赛总决赛男子初中U15组第6名。

据了解，由于选材仅限于两所学校，加上每逢小升初“从娃娃抓起”的成果都会被名校摘取。虽然觉得“挺尴尬”，他也理解孩子们想上更好的学校的想法。“无所谓了，随其自然吧。”

就算比重庆同行“挣得少、干得多”也没什么，“一节训练课才五六十块是少了点，但也够过日子了”。退役快二十年里，也有过出门挣更多钱，继续为职业足球效劳的机会，但有失必有得，“我觉得能在重庆待着，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的感觉也很好。”

操心孩子的事情

作为一名基层教练，为别家的孩子操心的时候，常辉的思路很清晰。在有限的选材范围内，他挑选队员的第一要素是“快”，这不仅是他的球队取胜的关键。“进攻和回防都要快，攻防转换也要快。脚下技术可以练、场上意识可以培养，这样都可以花时间磨出来，整体的决策和行动不够快可以练，但是个人速度和出脚不利索你就很难练。”

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被人挖角可以不当回事儿，但他很反对球员在青少年时期的跨地域流动。“大家都图省事儿，四处花钱去挖人，而不是用心寻找和栽培本地的人才。这样下去优秀的青训球员总量没有增加，仅有一小部分精英球员还被反复折腾。”他印象中，国内球员的地域特征职业化早期还很鲜明。“比如说广东人技术好、北京人小快灵、上海人意识好、山东人高大、东北人强壮。现在呢？哪儿都一个样，好像都挺全面，好像又啥都没有。”他认为，如果16岁之前禁止跨地域挖人，各俱乐部的本土化、球市的热度都会增加。

显然，这是替全国踢球的孩子操心。“我从小就坐不住，就喜欢足球，搞不了什么学术研究，但是一直喜欢动脑子琢磨事儿。”他自嘲地笑了笑，“其实我这个人什么官也当不了，让我跑个腿、办个事吧，也就跟足球有关的还行。”

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时，他开始变得不那么笃定，甚至有些困惑。他的儿子常曾彦宏现在上着小学六年级，除了身体发育较晚，技术、速度、意识、力量都符合一名好球员的标准，而且“已经是重庆同龄孩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”。

因为舍不得孩子，他既不愿送到外地，也不敢送往国外。“他应该拥有我小时候最缺失的东西，包括亲情和文化教育。但是他很爱踢球，也比我更有天赋。”有时候，他想过今年秋季，让儿子就读凤鸣山中学，自己继续带到高中毕业，“之前我也没单独教过他，也就是上学跟着我的球队一块练，回家以后他自己练。”有的时候，他也动过把孩子送到日本的心思。或许有一天，儿子能替他了却进国家队的心愿呢？

“对我来说，足球已经占据了人生的全部；对我的队员来说，足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过早进入梯队会让他们失去本来可以更完整的生活。”常辉说，他是一个自信的教练，也是一个迷茫的家长。